自第一位從一所中國大學獲得MBA學位的經理人畢業(yè)至今還不足25年，但僅僅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的商學院就已迅速趕上了美國和歐洲的同行。如今，隨著在國內外不斷擴張，這些商學院正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

      很多學校仍然專注于向本地管理人員用他們的母語中文授課——這些人大多半工半讀。然而，大城市的那些商學院正在吸引更具國際視野的新型學生，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管理學教授忻榕(Katherine Xin)如是說。

      “中國下一代商界領袖有很多在高中時期就被送往海外讀書。這么做有利也有弊，”她說。“他們說英語、思想開放又具有多元文化視角，但另一方面，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融入現(xiàn)有組織時都存在問題。”

      商科聯(lián)盟國際商學院(Skema Business School)院長艾麗絲?吉龍(Alice Guilhon)說，這樣的學生對那些更具革新精神的中國企業(yè)來說很有吸引力。這家商學院是法國排名最高的商學院之一，在快速發(fā)展的中國城市蘇州設有一個校區(qū)。十年前當該商學院在中國開設校區(qū)時，中國企業(yè)就在招聘海外學生，吉龍教授說。

      她說：“如今他們想招收具有全球閱歷的中國經理人，”另外，許多接受過海外教育的中國學生渴望重返家鄉(xiāng)，把握自己祖國不斷增長的機遇。

      如果說當今的學生更具有國際視野，那么商學院本身也是。20年來，大批西方院校紛紛在中國設立校區(qū)，中國本土的商學院也緊隨其后，走向國際。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加納和瑞士設立了教研基地；今年3月，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宣布計劃在英國牛津開設校區(qū)。

      中國也在專業(yè)化這個領域，建立了一個名為中國高質量MBA教育認證(CAMEA)的商學院認證系統(tǒng)。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稱，迄今已有20所商學院獲得認證，另外30至40所也即將獲得認證。復旦大學曾協(xié)助過這個項目。

      杜克大學富卡商學院(Fuqua school at Duke University)院長比爾?博爾丁(Bill Boulding)說，商學院的教學內容如今更注重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主題也愈加貼近西方商學院。這家美國大學在中國也設有校區(qū)。

      他說：“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吸引了中國政府和年輕人。”他補充道，這兩者對于中國從制造業(yè)經濟向知識型經濟轉型至關重要。

      然而，盡管中國的商學院正在全球化，但它們仍存在一些反映著本國國情的特點。美國和歐洲的學校主要依靠市場力量來決定課程結構與內容，但在中國，政府對這兩者的干預卻在日益增加。

      3年前，作為反腐運動的一部分，中國政府限制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yè)的管理人員參加昂貴的EMBA課程，認為這樣的課程促進了關系網的形成——和潛在的腐敗——同時犧牲了學術的嚴謹。

      如今中國政府再次介入，要求EMBA學生要和比自己年輕10歲的全日制MBA學生一樣通過全國聯(lián)考。

      結果，據(jù)一些學者說，今年僅有2500名參加者達到了招生標準——比2016年下降了四分之三。中國的“四大”高校——北京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以及上海的交通大學和復旦大學——共招收了其中多達1800名學生，而一些不太知名的課程則生源銳減。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Antai Colleg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院長周林稱，對于學生和學校來說，這一舉措的影響是毀滅性的。周林說這也剝奪了成熟的管理者獲得學位的機會。他還說：“期望（那些沒時間學習的）高級管理人員跟年輕學生考得一樣好是不公平的。”

      受到干預影響的包括那些希望攻讀聯(lián)合EMBA項目的中國公民，這類項目是中國大學與海外合作伙伴攜手頒發(fā)學位，比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與清華大學合辦的EMBA項目。

      Insead法國校區(qū)的企業(yè)管理學教授羅小薇(Xiaowei Rose Luo)表示，這種雙學位項目也引發(fā)了中國政府的關注，后者試圖消除對中國有偏見的內容。

      羅小薇表示：“中國政府對外國的影響力有點疑慮。它擔憂，一些學者對中國提出了片面的觀點，強調負面。”Insead的主校區(qū)位于法國和新加坡。

      與中國商學院合作逾30年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高級副院長艾倫?懷特(Alan White)指出，此類干預并不新鮮。盡管中國政府在MBA教學大綱中采用斯隆課程的一些要素，比如IT和通信等，但談判等其他課程沒有采用。

      中國許多教授容忍甚至支持此類干預。博爾丁表示：“情況不是你可以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并在中國大規(guī)模教學。現(xiàn)實情況是，全球彼此依存，因此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將你的利益與中國政府保持一致。那些是真正的機遇。”

      周林認為，中國政府希望開發(fā)一種學術框架來描述其獨特的經濟政策方法。他說：“拋開意識形態(tài)不談，你看看中國政府在過去30年做的事情，你不得不贊揚他們。（干預）是一個認真的嘗試，以找到更好的理論解釋中國發(fā)生的事情。成功與否在于這種理論是否獲得外部世界的認可。”

      Insead教授、社會學家羅小薇甚至在該舉措引發(fā)辯論之際給予支持。“我本人作為一名學者歡迎這種干預。有時商學院的做法往往有些狹隘。基于自由市場的觀點非常強勁。而在（更廣泛的）大學里，你會聽到不同的聲音：政治科學家、人類學家。”

      并非所有人都認可干預。德國西門子(Siemens)全球卓越領導力主管、前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南達尼?琳敦(Nandani Lynton)認為，政府干預可能扼殺商業(yè)。她承認，中國人有理由質疑西方自由市場理論，尤其是在2007年金融危機之后，但她表示，中國政府是否應該為競標海外基礎設施項目的公司提供補貼等更為重要的問題沒有被問及。

      她說：“真正的挑戰(zhàn)在于‘我如何在政府控制日益增強的情況下經營企業(yè)并擁有真正的全球業(yè)務’。我的理解是，這變得越來越難。”還有必要問的是，中國學生（尤其是年輕學生）是否想要接受中國發(fā)展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

      歸根結底，中國未來的商界領袖與西方同行的共同點更多，而不是差異更多。懷特表示，他們很少有興趣在國企工作。與美國和歐洲同行一樣，“他們想要創(chuàng)業(yè)或者在金融服務和咨詢領域工作——那里有錢。”